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插花留春:是文人雅好也是艺术家的热恋

时间:2018-09-21 02:02来源:未知 作者:秒速赛车 点击:
古人爱花,在种植花卉、赞美花卉的过程中注入了自己的思想感情,花卉不再是单纯的自然事物,而成为了带有某种精神内涵的文化符号,他们借由花卉表达自己的内心情感,审美价值

  古人爱花,在种植花卉、赞美花卉的过程中注入了自己的思想感情,花卉不再是单纯的自然事物,而成为了带有某种精神内涵的文化符号,他们借由花卉表达自己的内心情感,审美价值。所以才有屈原的餐花佩兰、陶渊明的采菊东篱、李白的邀花共饮、林通的梅妻鹤子。

  中国人也崇尚自然,将自然作为心灵的寄托和归依是其表现的一方面,其表现的另一方面在于对自然纯朴的推崇,爱“天然”而忌“雕饰”。这也使得中国插花有一个相当明显的特色,就是每一支花的自然形态都得以充分舒展和体现,这同时也造就了中国式插花用花量少的特点,虽不至于“不着一字,尽得风流”,但确是力图通过疏密、虚实的巧妙安排,在小天地里做大文章。

  可为供侍。《南史》中记载了最早的佛前供花情景:“有献莲花供佛者,众僧以罂盛水,渍其茎,欲华不萎。”莲花高洁,不染纤尘,呈来献于佛前,以清水浸润,莲花愈发葳蕤,佛祖必能听到俗子的虔诚之意吧。

  春事繁盛到难管难收,海棠团簇、山茶明艳、樱花烂漫、牡丹富丽……几乎每一株都使出了浑身解数,非要开到荼蘼才好呢。连它们都知道,绚烂到极致,也就到了尽处。古人这时候,要折将一枝,插在瓶中,即便留春不住,亦可使它缓缓归吧。

  瓶花虽好,用时可也需注意时节。张谦德《瓶花谱》中有此观点“春、冬用铜,秋、夏用磁,因乎时也。”为什么?古时冬天室内并无方便的加温设备,瓷器花瓶插花,冬月生冰容易使瓷瓶破裂。用铜瓶也须在瓶内放置锡管,不然也会冻裂铜瓶。李渔《闲情偶记》中也说道:“然铜者有时而贵,冬月生冰,磁者易裂,偶尔失防,遂成弃物,故当以铜者代之。”袁宏道亦有相似的言论:“冬花宜用锡管,北地天寒,冻冰能裂铜,不独瓷也。水中投硫磺数钱亦得。”

  这便要晚至唐朝了。彼时,社会风气开化,博爱开放的唐人爱花更甚。每到二月十五的花朝节,赏花大会如期举行,规模之盛,可用举国形容。君王提倡,文士尚雅,仕女爱花,处处呈现一派争奇斗艳的盛况。各种关于花的活动,也琳琅满目,尤其是插花艺术,进入了黄金时期,甚而举国有以花会友、寄情花木之风。

  中国人相信天人合一,相信物我本属一体,因而崇尚自然,将自然作为心灵的寄托和归依,由此也形成了中国文人插花最典型的主题——遣怀,即抒发内心的感情。在中国式的插花中,与遣怀这一主题相应,花材也常被赋予个性、格调、品级和象征。

  插花,将花木剪裁插置在花器里,欣赏花木姿容之美。这是一门古老的艺术,在人类幼年阶段,长期生活在大自然中的先人们,已能领会花卉的美丽。他们折取野花来装点鬓发,装饰居穴,所谓“菊花须插满头归”,“插了梅花便过年”,便是这一情景的写照。这是插花艺术的雏形。佛教流入后,才渐渐发展到以鲜花和果品供神。如此,插花在佛教仪式中沿习,在民间中逐步发展。

  要说插花艺术得起精要者,还得数明人。明代独抒性灵、不拘一格的人文风尚,决定了它偏爱天然的传统。一旦艺术归于天然,就找到了永恒的法门。犹如人归于赤子,就找了心灵的皈依。在天然一派的追求中,插花也是力求简洁清新、色彩淡雅,讲求参差不伦,意态天趣。找到不二法门的文人们,似乎有了灵犀之术,一大批插花专著相继问世,如明代张谦德著《瓶花谱》、袁宏道著《瓶史》。对花材的选择、处理艺术,保养方法,插花风格,花性认识,构图技巧,色彩和体量的协调,品赏情趣等均有深入的论述。爱花之士甚至总结出一系列的赏花之道,他们不仅为各类鲜花划分等级,同时对插花所用的工具、置放场所、养护水质、几架形式等都给予了严格的要求。中国插花在技艺和理论上走向了成熟,至今影响着当代的插花艺术。

  不过,“花神之精舍”,最终还得是陶器。作为插花的陶器“细媚滋润”,又透着朴实无华的天然,所以最得花神的精神。李渔《闲情偶记》说过:“瓶以磁者为佳,养花之水清而难浊。”古人使用的插花陶器大多出自名窑,像“哥窑”、“定窑”、“官窑”,都以生产花器而名传千古。“我见不忍折,移裁白定瓷。”清人的诗句便是此意。

  可为信物。《诗经》中有记载:“维士与女,伊其相谑,赠之以芍药。”春天里,惠风和畅,万物复苏。正当妙龄的年轻人到大自然中去欢会,双方生了好感。可终有一别,临行相赠什么好呢?如此妖娆美丽的芍药,不正是青春的见证吗?赠与良人,也待来日相见。

  可以想见,那些名贵素雅且富于象征性的花卉常受到历代文人的青睐。六朝以前文人爱兰花;六朝时文人特重荷花;唐代则以牡丹为主,宋代又以梅、莲、牡丹、杏、菊、水仙、兰、竹……为文人插花的素材,此种风格延至明代,仍以梅为主轴。它们出现在文人的厅堂斋室,经插花妙手点化,便有了含蓄的能量,引人入胜,又启人思索,实有情聚一束而意存深远之妙。

  李后主的发明,实在是要奢有奢,要雅有雅,怪不得后人要模仿呢,这说的是宋朝的文人。宋朝文人,偏爱雅事,插花怡情、饮酒吟咏怎能少得了?宋·张邦基《墨庄漫录》中提到这样一位文人太守:“西京牡丹闻于天下,花盛时,太守做万花会,宴集之所,以花屏障,至于梁栋柱拱,悉以竹筒驻水簪花钉挂,举目皆花。”洛阳牡丹闻天下,花期盛时,采摘来千朵万朵,也做一个锦洞天,宴请宾客,雅俗共赏,多好!这李后主的遗风,不仅学到了精髓,而且规模也是惊人啊。无怪乎插花与焚香、煎茶、挂画要合称为“文人四事”呢,都雅到一块了。

  这种疏朗清明的插花特点,颇合中国文人的理想气质。明·高濂在《遵生八笺·起居安乐笺》里描述书斋陈设,“左置榻床一,榻下滚凳一,床头小几一,上置古铜花尊,或哥窑定瓶一,花时则插花盈瓶,以集香气,闲时置蒲石于上,收朝露以清目。”简单清朗的陈设,古朴素雅的插花,是中国文人的内心写照,也是他们追求的理想人格。

  除了材质,花器的样式形态也多变,有盘状、瓶状、蓝状、筒状等等。比如,佛前供花,做法会时常需鲜花作散开状,是为“天女散花”,用盘状的花器是个不错的选择。后人还据此发明了“占景盘”,类似花泥的辅具,使盘花更加随意。庾信的《杏花诗》,“金盘衬红琼”,用的莫不是盘形花器呢。但若禅房供花,一支瓶已足矣。

  瓶状插花是古代插花最常选用的容器,口小而肚深,所需花材较少,造型简洁明快,陈设厅堂斋室,格高韵胜。瓶又有广口、细口、莲口、长颈、细颈等之分。把瓶形插花发展到极致的,是明代文人。中华花艺史上三篇经典作品《瓶花三说》《瓶花谱》《瓶史》就分别出自明代的高濂、张谦德和袁宏道之手。《瓶花谱》开篇即是品瓶:“凡插贮花,必须择瓶”。瓶花之盛行可见一斑。文中详细列说了花瓶之事。铜瓶瓷瓶,使用何种材质要应乎时;大瓶小瓶,选择尺寸要应乎地;瓶的造型高低,瓶的烧造古今,对插花的品赏,贮养,从整体到局部都逐字逐句评说,同时也是在谈花瓶的品赏。明代那时,比起紧张的仕途官场生涯,闲暇的素人生活更能获得文人的热情。取用“尚清雅”,“安稳不泄气”,“尚古”等瓶的高格器质,不仅符合明代文人的清雅喜好,安稳且有容的形制也正是审美理想的所在。瓶花可以让明人体会到世间的惊奇,也可以承载明人去体验生命的真实。

  在人类的幼年阶段,随手折下一支花,簪在头上,拿于手中,赠与良人,或者干脆放在陶碗中,是朴素的贮存方式。一旦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储藏花草,对容器的要求也就苛刻了。如此,一路走过来,才奉献了如许多的花器种类。仅材质上就有陶瓷、金属、玻璃、藤、竹、草编等多种选择。

  但若又要隆重,又要理念,明宣宗朱瞻基有更好的想法——铜器。他有一幅画作“壶中富贵”,画的是一只狸猫仰望上方铜卣中盛放的白牡丹。铜壶花器虚悬,内仅花三朵,中间绿叶渐层而上,逾于梁上,极富轻盈之趣。既不落俗套,又有皇家气象。明代边文进有一幅清供图,画梅、松、柏、山茶花、兰、水仙、灵芝、天竺子、红柿、如意,也是巧妙地布插在铜壶里,十种花材各有寓意,色彩是红白绿互衬,虚实相映,是一幅描绘隆盛型加理念型插花的佳作。

  彼时文化兴盛,绘画、诗词文学已发展到一个为后世所瞩目的阶段。文人雅士喜爱作画、吟诗、赏花。文人插花便是在这时开始的。与此同时,佛教盛行,佛前供花也十分普遍,于是深山古刹、寻常街巷皆花影婆娑。

  在中国文人的眼中,花经常化作活生生的人,成为文人的知音和情感寄托。宋朝有一首咏海棠的诗:“海棠脉脉要诗催,日暮紫锦无数开。”海棠半舒半卷,脉脉含情,非要诗人吟出好诗来,否则就不肯开放。这里,海棠分明变成了一个多情而娇媚的女郎。面对如此佳人,文人们自然会希望她能常伴左右,可是“我见不忍折”,谁会舍得攀折如此美丽的花呢?想来想去,只好“青泥瓦斛移山花”、“移栽白定瓷”,连根带土移到自家的花器里。

  古人是真爱花。每到春盛,百花盛开,不管男女老幼,皆沉浸在花海。种花、赏花、摘花、赠花、佩花、簪花……爱花之盛形成一种风尚,花便有了不同的内涵。

  唐《西溪丛语》曾把花分为“三十客”:“牡丹为贵客,梅为清客,兰为幽客,桃为妖客,杏为艳客,莲为溪客,木犀为岩客,海棠为蜀客,踯躅为山客,梨为淡客,瑞香为闺客,菊为寿客,木芙蓉为醉客,酴醿为才客,腊梅为寒客,琼花为仙客,秦馨为韵客,丁香为情客,葵为忠客,含笑为佞客,杨花为狂客,玫瑰为刺客,月季为痴客,木槿为时客,安石榴为村客,鼓子花为田客,棣棠为俗客,曼陀罗为恶客,孤灯为穷客,棠梨为鬼客。”花自田野,是为客,自然敬,但这敬也要分个三六九等。好比清客、贵客要上座,俗客、恶客倒罢了。《花九锡》中还将花卉依性情做了组合。“花九锡(牡丹—注)须兰惠梅莲辈,乃可披襟,若芙蓉踟蹰,望仙山木野草,直维阿耳,尚可锡之云乎……”牡丹是贵客,只有兰花梅花莲花才能与之对坐。

  唐朝宫廷的牡丹插花,气派是气派,但要说文雅,恐怕比不上南唐后主李煜的“锦洞天”。《清异录》记载,“李后主每春盛时,梁栋窗壁,柱拱阶砌,并做隔筒,密插杂花,榜曰 ‘锦洞天’。”每到春事烂漫,百花盛开,李后主命人在雕梁画栋间,拱柱台阶上,做上一排排的小木筒,再遍插百花。花筒平铺组成花墙,花墙延伸辗转,一个拐角,一个檐边,忽入花海,忽坠桃源,可不是锦色盖地,别有洞天了!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,南唐的插花用了挂花或吊花,容器是竹筒,花材是杂花。距今一千年的南唐插花展览,如今想来也是引人入胜。

  明人陈继儒曾说“瓶中插花,盆中养石,随是寻常供具,实关幽人性情,若非得趣,个中布置,何能生致?”插花这类风雅之事,非性情之人不能得道。可也偏有些文人不顾这些,硬是“折入文窗纱并绿,剪刀携得丽人情”。在这折、剪的过程中,文人们把自己的情感、寄托表现出来。不过,倘若没有这“折”、“剪”,又哪来今天的插花呢?

  到后来,人们审美意识萌芽,审美情趣提高,花材则或枝、或花、或叶,甚至枯树、硬石,依着不同的线条、造型、颜色、浓密、高低的关系,赋予一定的思想和感情,插花有了再生的意义。

  唐人甚爱牡丹,牡丹的雍容华贵,与唐人的气度甚是符合。每当牡丹花期,人们争相赏花、买花。宫廷中则比较排场了,会举行牡丹插花会,且有严格的程序和非常讲究的过程。罗虬《花九锡》中说:“重顶帏(障风)、金错刀(裁剪)、甘泉(浸)、玉缸(贮)、雕文台座(安置)、画图、翻曲、美醑(欣赏)、新诗(咏)。” 有帷幕蔽风、剪刀采折,浸以甘泉,插入玉缸,摆放在雕文台座上,画图弹琴,品酒吟诗。好不热闹!“九锡”就是九个程序。对插花所用工具、放置场所、养护水质、几架形状以及挂画都有严格规定,还要谱曲、咏诗讴歌,再饮美酒方能尽兴。

  春是尽了,去便去吧。好在夏天有荷,秋天有菊,冬天有梅,即便没有花,只是胡乱的几枝青蔓萱草呢,古人们也就随意折来,为的是那份自然的心性、天地的陪伴。花开花谢,一任清风……

  可为雅事。“好折待宾客,金盘衬红琼”。(庾信《杏花诗》)这杏花开得如许好,折来一支,剪裁插置在花盘里。金色的盘子衬托着红色的花蕾,真是恰到好处的美丽。室内有花清芬,正好款待宾朋。

  正如“瓶中插花,盆中养石”,不同的花型和插花方式,也需适配不同的花器,才相得益彰。比如,宋代流行“理念花”,用插花艺术来表现理学的哲理和审美观,“以理为表,以意为里”。插花则以虚灵清雅布局,花器用藤或竹等简易材质。皇室官宅的插花则需要盛大隆重,花篮能布置各种艳丽花枝,是大型盘花的不错选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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